伊拉克摩苏尔五桥记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苏醒的年代、启蒙的年代，是一个充满理想、激情和希望的年代。当时的物价低，国家生产力水平有限，物质资源匮乏，很多东西实行分配制，我国发展也刚刚起步，工资收入普遍较低。在这种大环境下，1986年，刚满二十岁的我决定踏上去往伊拉克的征程。

彼时，一公局还叫交通部第一公路工程局，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相继中标并承包建设了位于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的四号桥和五号桥。而我要去往的便是摩苏尔五号桥项目，由于此前一公局一直承担我国对第三世界国家援建项目的建设任务，这是第一次以承包商的名义在国外承包工程，也是首个FDDIC条款项目，因此项目意义非凡。我也有幸成为首批抽调驻外建设的一员。

我的目的地是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伊拉克人喜欢称摩苏尔为“两次春天”的城市，因它以春秋两季气候温和而得名。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摩苏尔也并不陌生，它是历史上“丝绸之路”的一个中间站，是贸易通道上的一座重要城市。我们建设的是横跨流经市区的底格里斯河上的摩苏尔第五桥。

那段时光如今回忆起来既苦涩又充实快乐。那时通讯极不发达，别说是手机，连固定电话也很少见，所以即使能在当地找到公用电话，也难以联系上远方的家人。互联网更是闻所未闻。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我们出国时的行李不过是衣物，其次便是邮票。而完成两年驻外任务的同事回国时，他们的包里则塞满了一沓沓贴好邮票的信件，到达国内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将同事们的思念投递到全国各地。

在摩苏尔工作需要克服的一大挑战便是气候，虽然被称为“两春之城”，但夏季气候炎热，上午11点至下午3点半地表温度甚至高达60摄氏度，在沙土地上行走直呼“烫脚”，连手中的钢筋也变得烫手。每十个人被分在一间60平米的板房内，在当时已是舒适级别的住宿条件了。宿舍没有空调，只能用已经被时代淘汰的冷风机降温。

而项目的建设也伴随着伊拉克-伊朗战争的硝烟，两伊战争的八年间，伊朗的导弹也时不时地造访摩苏尔，战争的炮火离五桥工地最近只有几百米的距离，但为了抢工期，我们连大年三十都没有停工。

即便物质条件艰苦，外部环境动荡，但在摩苏尔五桥项目的时光让我受益匪浅，在前辈们的教导下，我从开始的钢结构施工，慢慢接手路基施工、土方施工和沥青油面施工，也学会了如何操作压路机等机械设备。正是有那时的磨练，才铸就了我对于驻外工作的忍耐力和承受力，让我拥有了一笔宝贵财富。

有人说，摩苏尔四桥、五桥是一公局海外事业发展的黄埔军校，作为这个“军校”里的一名学生，我感到无比自豪！

1999年7月，我再次踏上驻外的旅程，此次的目的地是埃塞俄比亚。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于1998年进入埃塞俄比亚，是最早进入埃塞俄比亚市场的中国企业之一，现为埃塞俄比亚中国商会会长单位。

我参与建设的是亚的斯亚贝巴环城路项目，是埃塞俄比亚首都通向现代化城市的标志性工程。此项目为自营模式，我当时负责的是路基施工、混凝土管线和排水等施工工作。为了更有效地管理属地工人，与监理建立良性沟通，刚到项目，我便开始苦练英语，每天从工地回来就埋头学习英语，项目的翻译也会抽空给我们指导。那段时光让我感到充实和美好。

项目高峰时雇佣了3000名以上属地工人，也为公司的属地化管理积累了初期经验，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规范标准来管理工人，并且用最简单的道理和工人进行沟通，工人管好了，活自然能干得漂亮，我们自然也能赢得监理的信任。监理进而也会为我们的管理工作提供支持和帮助，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对报检和验收工作起到了催化作用。

即便我们对工人要求严格，但他们对我们心存感激，对于中国施工员也表现得热情友好。我仍然记得结束驻外任务回国时，他们为我举行的小型聚会，让我无比感动，至今仍历历在目。

在亚的斯亚贝巴环城路项目的27个月里，我感受到了监理、属地工人和当地机构对于中国企业的友好态度和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拥护，当然这也要归功于我们对他们的尊重理解以及交出的满意工程答卷。

2003年，该项目完工，是当时埃塞唯一一条完整的快速路，大幅提升了首都的城市面貌。同年仅用78天圆满完成了“中埃友谊路”的建设，让非洲见证了“中国速度”。中交一公局在埃塞国别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良好的社会效应，在当地民众、社会各界及当地各政府机构之间树立起了良好的企业形象，扩大了自身在当地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为公司今后在埃塞当地市场的长久快速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献给了中交一公局集团，长期投身海外一线项目工作中，见证了驻外项目管理的变迁史，如今回忆起来，有苦涩，有感动，有收获，有意义。